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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毳尊卣年代再议“京宫”问题
2022年07月20日 07:57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:刘树满 字号
2022年07月20日 07:57
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:刘树满
关键词:考古;毳尊;铜器;毳卣;

内容摘要:毳尊和毳卣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两件西周铜器,通过形制、纹饰以及铭文字形书体分析,笔者认为其年代相当于昭王世。此外,铭文因涉及争论已久的“京宫”问题,有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。笔者主张应将京宫和康宫的含义加以区分,其中京宫是一座大型宫庙,不具有断代意义;而康宫是康王的宫庙,出现康宫字样的铜器的年代一定在康王之后。

关键词:考古;毳尊;铜器;毳卣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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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毳尊和毳卣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两件西周铜器,通过形制、纹饰以及铭文字形书体分析,笔者认为其年代相当于昭王世。此外,铭文因涉及争论已久的“京宫”问题,有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。笔者主张应将京宫和康宫的含义加以区分,其中京宫是一座大型宫庙,不具有断代意义;而康宫是康王的宫庙,出现康宫字样的铜器的年代一定在康王之后。

  毳尊卣的考古类型学分析

  毳尊和毳卣铭文相同,且器、盖对铭,各有42字:“唯四月,王初(薛)公宝尊,唯王五祀。”毳尊卣铭文中的年、月、日记载与成王时期的铜器何尊一致,都是“唯王五祀”“四月丙戌”。因此,曹锦炎先生认为毳尊卣是成王时期的铜器(《毳尊卣铭文考释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3辑,中华书局2020年版)。

  在西周金文中确有两件青铜器的器主不同而年、月、日记载相同的例子,如传世的师晨鼎和师艅簋盖。师晨鼎铭曰:“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,王在周师录宫。旦,王格太室,即位。司马共佑师晨,入门立中庭。王呼作册尹册命师晨……”(《集成》02817);师艅簋盖铭曰:“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,王在周师录宫。旦,王格太室,即位。司马共佑师晨,入门立中庭。王呼作册内史册命师艅……”(《集成》04277)。由于两器的纪年等相同,郭沫若、唐兰等先生都视其为同一王世所作器。如此而言,曹锦炎的解释顺理成章。

  笔者认为,准确判断毳尊卣的年代,不能仅仅依靠上述比较,还需要进行考古类型学研究。

  首先,从形制分析。毳尊为典型的觯形尊,喇叭口、长颈、腹部向下倾垂,圈足沿外撇。形制与遣尊(《集成》05992)基本相同,唯器形略显瘦高,遣尊的年代相当于昭王世,所以两者相差不远,应在西周早期后段。毳卣横截面呈椭圆形,高宽比例不大,近方形,且垂腹,形制与昭王时期的召卣(《集成》05416)近同,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后段。此外,卣盖两侧有犄角的做法,也基本是成王、康王以后的风格。所以,毳尊卣更具备康王、昭王时期的特征。

  其次,从纹饰分析。两件器物纹饰基本一致,两者颈部以及卣盖缘仅饰云雷纹衬地的花冠回首夔龙纹一周,前后增饰浮雕貘首。此外,尊的圈足上还有弦纹两周。夔龙纹以单线勾勒,仅羽冠和躯体表现完整,未见爪足,且勾喙的风格近似鸟纹。大体来看,该纹饰与遣尊(《集成》05992)、遣卣(《集成》05402)上装饰的夔龙纹接近,都是单线勾勒而出,极具抽象化。这种装饰风格与西周早期后段仅在颈部装饰纹饰带的简洁风格接近。根据遣尊、遣卣的时代,可知毳尊卣的年代不会早于康王世。

  最后,从铭文字形书体分析。毳尊卣同铭,除卣盖铭文布局和字形书体稍异外,卣身与尊基本一致。总体来看,除“王”字、“对”字、“休”字、“彝”字中捺笔有些许肥大外,两器铭文波磔体意味不再明显,而且字与字、行与行的间距正趋向整齐。两器的铭文字形书体与何尊、德方鼎等成王时标准器的差别较大。从“公”字、“王”字、“作”字等具有代表性的字形,可推断两器的年代。

  “公”字,是判别两器时代的关键。毳尊卣在写法上稍异,尊和卣器身铭文中口上两笔呈束腰状,且与口分离,但两竖之间距离较何尊拉近,与康王标准器近似。此外,毳卣盖铭中的“公”字两竖笔较短,并呈敛口式,是较晚的书写方式,不见于成王至康王前期器。

  “王”字,与成康时期粗笔、瘦高形态不同,笔道较细且呈近方形,最下笔两端上翘,接近于昭王时标准器过伯簋上的“王”字。此外,两器“王”字最下一横笔也变细,不同于成康时期最下边的一横笔与竖笔交汇处笔道较粗,形成一个三角区的形态。

  此外,“作”字也很有特色。毳尊卣写法一致,其“上”的最下一笔中部向上鼓起作弧线状,与成康时期平直或下凹的形态不同。这种向上鼓起的写法大多出现于康王以后,如召尊、召卣、遣尊等。

  综上所述,从形制、纹饰和铭文的字形书体分析,毳尊卣的年代在昭王时期,而不可能是成王时期。

  前面我们谈到毳尊卣与何尊、师晨鼎与师艅簋盖两组器之间的关系,这里有必要再作一点说明。从师晨鼎与师艅簋盖的铭文来看,不仅纪年一致,而且作为西周典型的册命金文,册命的地点(周师录宫)、佑者(司马共)和程序(先入门立中庭,而后王命令作册机构的长官来宣读具体内容)也一致。反观毳尊卣与何尊的关系则显得薄弱,除了纪年和地点(毳尊卣的京宗和何尊的京室)一致以外,其他内容毫不相干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诸如毳尊卣与何尊缺乏紧密关联的器物,还有传世的番匊生壶和倗叔壶。番匊生壶铭曰:“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,番匊生铸媵壶,用媵厥元子孟妃乖,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(《集成》09705)倗叔壶铭曰:“唯廿又六年十月初(吉)己卯,倗叔作田甫(父)宝尊壶,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(《铭图》12401)番匊生壶的年代虽有争议,但大致在西周晚期早段。倗叔壶是新近发现的器物,从形制、纹饰和铭文的字形书体分析,年代在西周中期。鉴于西周中期诸王在位年数超过26年的只有穆王,所以倗叔壶应作于穆王26年。可见,番匊生壶和倗叔壶相差时间遥远。

  由此可知,年、月、日记载一致的两件青铜器并不一定属于同一个王世。因毳尊卣与何尊纪年一致而将它们看成同一个王世——成王时器,这一结论有所偏颇。

  再论“京宫”问题

  毳尊卣的年代涉及西周断代研究中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——“康宫”原则能否成立。唐兰把康宫解释为康王宫庙,一个重要依据是令方彝铭文谈道:“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,乙酉,用牲于康宫。”他根据《诗·大雅·下武》,指出京宫是祭祀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、成王等五人的宫庙,京宫里祭祀的最后一个王是成王,“京宫与康宫对列”,既然康宫在京宫之后,康宫里祭祀的就一定是康王(《西周铜器断代中的“康宫”问题》,《考古学报》1962年第1期)。从前后顺序来看,唐兰的解释似乎很有道理。

  但问题的关键是:如果不能证明京宫里祭祀的最后一个王是成王,“康宫”原则就将面临挑战。前文已经证明了毳尊卣的年代为昭王时期,所以并不会对“康宫”原则造成影响。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,因为还有一件铜器铭文也出现“京宫”字样,即成王时的何尊。铭文中“京宫”的出现,让唐兰关于京宫的解释濒于崩溃,同时影响到“康宫”原则的成立。这似乎在暗示:京宫与康宫不同,不具有明确的断代因素。

  在西周铜器铭文中,出现了很多宫室的名称,如京宫、康宫、华宫、般宫、昭宫、穆宫、成宫、剌宫等。对此,郭沫若和唐兰的看法完全对立。郭沫若认为京、康、华、般、昭、穆、成、剌都是懿美之字;而唐兰认为京宫是祭祀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、成王的宫庙,康宫是祭祀康王的宫庙。通过反复思考,笔者认为两位巨擘的学说各有优长。

  对于西周金文中出现的诸多宫室名称,如康宫、昭宫、穆宫、成宫、剌宫,表面上看,康、昭、穆、成、剌也像懿美之字,但同时出现康昭宫(见颂鼎)、康穆宫(见盘)、康宫夷太室(见吴虎鼎)、康剌宫(见克钟),昭、穆、夷、剌(厉)刚好与周王的谥号吻合,铜器的年代又分别在昭王、穆王、夷王、厉王之后,说明是按唐兰所说的以西周诸王的谥号来命名的。还有一类是冠以懿美之词,如郭沫若所说的京宫、华宫、般宫等。譬如京字的含义,《说文》:“人所谓绝高丘也”,引申为高大。

  总而言之,笔者主张将京宫和康宫的含义区分开来解释。将“京”字视为懿美之词,京宫是一座大的宫庙,但不具有断代意义,符合京宫在西周金文中显现的地位和性质,因此郭沫若的解释是对的。同时认为康是康王,康宫是康王的宫庙,出现康宫字样的铜器的年代一定在康王之后,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,唐兰关于“康宫”原则的解释是正确的。

  (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以青铜器为中心的西周诸侯国文化认同研究”(20CKG014)阶段性成果)

  (作者单位: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、历史文化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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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刘树满 工作单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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